胡学文，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红月亮》等四部，中篇小说集《麦子的盖头》《命案高悬》《我们为她做点什么吧》等八部。曾获《小说选刊》“贞丰杯”全国优秀小说奖，《小说选刊》首届中国小说双年奖，《小说选刊》全国读者喜爱的小说奖，《小说月报》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中篇小说选刊》奖，《中国作家》首届“鄂尔多斯”奖，青年文学创作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钟山》文学奖，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年、年全国中篇小说排行榜。《命案高悬》出版英文单行本。

关于《容器》

胡学文

这是一篇有话想说的小说。当然，任何小说都是有话的，只不过话隐藏的方式不同而已。我一向认为小说应该是混沌的，这样才有阐释的空间，方向太明确不一定好。但有时候，某些想法会以暴力的方式扎进脑里，像刺，绕不开，必须正视。那会痛的。写小说，很大程度应该说就是把刺拔出来。

八十年代于我而言是人生的黄金期，我年考入中等师范学校，捧上了所谓的铁饭碗，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我，还有我的同行们，满怀激情，配得上一腔热血。我比学生略大几岁，但把他们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哪个学生的成绩掉队了，又是谈话又是辅导；遇到学生辍学，骑车往返几十公里家访。遇到坏脾气的家长，虽然很少，不过确实有，收获的可能是一肚子委屈。班里获得荣誉，我和学生一样开心，挨了批评，情绪低落好久。我常常和学生谈理想，讲励志故事。人生在世，怎么可以没有信念没有理想？他们当然有，我骄傲地认为我这个教师还是起了点燃作用。也许未必多么远大，也许不轻易说出来，但他们都有。作为一名老师，我觉得自己是尽职尽责的。还有，我得承认，对成绩好的学生有一定程度的偏爱。

时隔近三十年，我与已过不惑之年的学生们相聚。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都挺有出息的。什么都谈，但没人谈理想，更多的是谈谁挣了多少钱以及挣钱的门路。一位当年成绩甚好的学生给我敬酒，羞答答地说，我没出息，当了一名没出息的教师。我反问，当老师有什么不好。可能自己都听得出来声音中的虚弱。那一刻，我很难过。

我无意苛责谁，挣钱没错，谈钱也没错。他们在谈，整个社会在谈。每次回老家，乡亲们的话题也只有一个。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也只有一个标准。我就想，若现在让我返回去当老师，还会不会谈理想、价值、信念……还能不能谈？还敢不敢谈？

我并不想辩解自己有什么不同，或许是一样的。在强大的价值观面前，我常常有无力感。不由想到一个词，容器。我们，我们的同类，正在变成盛装欲望的容器。什么都在萎缩，只有欲望生机勃勃，就如小说中的赵小川。

怎么就成了这样？我是想摸到根的。小说结尾，我意识到，费尽全力，摸到的不过是枯萎的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