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雨落追思不止

已逝去的音容笑貌依旧以其人格彪炳中财

经世致用兼济天下

中财建校以来不灭的精神始终脉脉相承

谨追念

许许多多共建中财大峥嵘岁月的先生们

与共和国同年，与共和国同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适应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代行中央政府职权的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责成华北税务总局筹建专门税务学校。年11月6日学校正式成立，初名华北税务学校，校址在北京西皇城根22号。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原华北税务总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税务总局，隶属于财政部。由于新中国建设对税务干部的急需，年1月30日，政务院以通令发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该决定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扩大税务学校。在政务院的通令发布的10多天后，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批复决定“将原华北税务学校改名为中央税务学校”。这便是中央财经大学的前身。

来源

中财往事丛书《往事曾谙》

文字

王强

“

孟子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见《孟子·梁惠王下》）。历史是人物构成的，没有人物，就没有故事，自然也谈不上历史。所以中国人写历史，就以“纪传体”为正宗，都是人物的故事。

”

我年春大学毕业来中央财经大学（原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至今已30余年，可是我认识这个学校已近50年了，可以上溯到20世纪6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初始时。家母是这所学校金融系的教师，我那时因“停课闹革命”无学可上，也无处可去，便日日随家母到财院上班，便也略知这里的一些老师，那都是我的长辈，虽然有些被打倒，但也终是长辈。家母尝为道其事，我自常生敬仰之心，虽然也觉得与当时形势颇显扞格，但总不能将他们作敌人看待，因为当时我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我也并不能把他当敌人。

能够放映电影的礼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步入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在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关怀下，经过多方支持和努力，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于年3月在原址复校，中央财政金融干部学校同时恢复，两块牌子一个领导班子，隶属财政部领导。这个时期学校主要是为财政金融部门培养急需的管理人才，同时也为财经院校培训师资。

我真正开始认识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以下简称财院），应该是在北师大上学的时候，那时财院刚刚恢复，家母也从北京财贸学校回归到财院。我们北师大离财院很近，财院的大礼堂当时经常放电影，我就骑着自行车来看，闲暇时也常来财院蹭点吃喝。因家母的关系，也就常能看到财院的老师们，也就常能和他们聊天，也就因之渐渐认识了这所大学，知道了些这所大学的历史，我的脑子里就有了些这里的人物和故事。碰巧我大学毕业又被分配到了这里教书，小时候的那些长辈们一时就成了我的同事，跟他们也就有了更多的接触。现在我已年过半百，那些我曾很尊敬的长辈们也大多做了古人，可是每每想起他们，便有不尽的故国遥思。

在这里可令我追忆者多多，若删繁就简，我还是想先说说几位名师，比如崔敬伯、崔书香、凌大挺、张玉文、刘光第。我不能言其全，也只是些丛残小语，零星杂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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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敬伯

崔先生在国初是政府的高级税官，此前在国民政府时也是高级税官。这是我认识崔先生之后知道的，也是尽人皆知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随家母去看望崔先生，先生貌清癯，其声尚壮朗，耳稍聩，步履略显蹒跚。

他听说我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便和我谈诗，先生旧体诗作得好，有《镜泊诗稿》，音律不苟，意境高远。我那时初生牛犊，与先生纵横捭阖，坐语移日，竟无视先生为财政税务专家，只把他当做文史宿儒。先生那日谈兴甚浓，与我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我从先生那里知道了很多在课堂上不知道的东西，我真没想到在财院还有这样文史功底深厚的老师。

从先生家出来已是日落时分，家母说她来这里那么多年也没听过老先生说过这么多话，我只跟家母说崔先生太了不起了。家母说，崔先生了不起的还没跟你说呢，他是财税专家。我说财税我不懂，只是这文史功底就足令人叹服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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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书香

小时候我管崔先生叫崔阿姨，因为她和家母过从颇深，常来家中做客。那也似是“文化大革命”中。我那时就知道崔先生的老伴是著名的经济学家陈振汉先生，“反右斗争”时也是著名的“右派”。崔先生是著名的统计学家，在美国的哈佛大学读过书。

20世纪70年代，财院解散后，崔先生经常来家里和家母聚谈。那时家里没电话，联络不便，崔先生骑着一辆小红自行车从颐和园那边到百万庄我家来，逢家母不在，她就留一张小条贴在门上，常常是用英语写的，她知道家母不懂英文，但是她说她的汉字写得不好看，又知道我家一个邻居阿姨精通英文，她说可以让这位邻家阿姨作翻译。家母经常拿着崔先生的英文小条激励我学好英语，虽然到现在我的英文也不好，可是那时确实努力地学过一阵英语，那动力就是崔先生的那些英文留言。

记得我考大学时，从顺义的知青队回家取东西，正好那天崔先生到家里来，家母就让先生帮我看看英文，先生说，你的英文写得很漂亮，就是错字病句太多，我当时很不好意思，先生就鼓励我多写多看，而且叫我特别注意多读，要有语感。年考大学，我的数学和英语考得都不错，数学好是因为有财院的程玉英教授让她老伴给我辅导的；英语考得好，就要归功于崔先生那一席教诲了。

我到财院教书后很少见到崔先生，记得有一次在校园中见到她，我还和她说起她给家母留英文小条的事，她朗朗笑着说，这事你还记得？我知道你母亲有翻译，我就写着玩啦。她还说我在校报上看到你的书法作品，你的汉字写得真好，我要能写这么好就不留英文小条了。我说您是谦虚，您的英文小条让我一直惭愧没有学好英文。她说中文其实比英文难学。我想这是先生在鼓励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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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文

张先生是会计专家，学问亦关乎金融。我小时候叫她张妈妈，不知为什么这样叫，她和家母都在金融系执教，“文革”前就经常到我家做客，我对她印象很深。她常是穿一袭旗袍，坐在那里很端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字正腔圆，一丝不苟。偶尔也见她吸一支烟，那姿态也十分优雅。她的字写得好，家父常对我说，你张妈妈的字里有英气，不太像女同志写的。先生亦擅女红，还曾给我和舍妹做过衣衫。

家母和我说，张妈妈是在辅仁大学经济系读过的，大学时代也是校花，当时尚可与王光美（后来刘少奇的夫人）争胜。这一点我后来在启功先生那里得到过证实，启先生当时是辅仁大学的老师。我毕业分配到财院后，曾去看望老师，启先生就问我，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张玉文？说她大学时是出了名的美人。而且启先生知道张妈妈的丈夫是梁保罗。梁叔叔我也见过，印象中也是很英俊的。

“文革”时财院解散，张先生去了厦门大学，常与家母书信往来，那时到信箱里取信，一看那刚劲的字迹，便知道是张妈妈有信来。张先生好像也是年财院复校时返京的，家父是年秋病殁，记得张先生来家吊唁，与家母抱头痛哭，有一句话我至今记得，她和家母说：“现在终于咱们敢哭了。”因为当时“文革”已经结束，虽然家父的政治结论还没做，但形势好了，不那么“左”了，所以敢哭了。

80年代的教学楼

为适应新时期对干部教育经常化、正规化、制度化要求，财政部决定建立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年7月，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成立。年9月，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院址迁至石景山福寿岭。年12月，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行政分开。

年年初我分配到财院后，经常见到张先生，我还叫她“张妈妈”，她叫我“小同事”。

有一次在老教学楼（现在已拆除，即现在专家宾馆后面女生宿舍那个地方）听到张先生上课，声音洪亮，一板一眼的，那音质十分吸引人，她讲的是经济课程，我站在门外一直听到下课。她出来见到我说“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在门外听了一节课，她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偷听啊！我说您讲课的声音有魅力。我还问她，“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这在会计学里很重要么？她说很基本，“你想学会计？”我说不。她问“那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不是学中文系的么？”我说只是觉得这话有意思，似乎蕴含着一种平衡的道理。她说，我看你这个小同事挺有意思，中文也好，经济也好，往深里研究都是魅力无穷的。

最后一次见张先生是在主教楼的电梯口，她提着一只菜篮子，里面有些许菜，我问她，您还自己买菜啊？她说都得吃饭啊，吃饭就得买菜做饭啊，还能锻炼身体。你母亲过世太早，一个是她性格内向，一个是她不会锻炼。时家母已过世有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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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大珽

我来财院的时候，凌先生在研究所工作，家母当时也在研究所工作过一段，与先生交好。我当时正在选注《中国古代公文》，知道财院除了崔敬伯先生，凌先生的古文献功底亦好，就让家母作伐拜见凌先生。

先生鹤发红颜，貌若神仙，一口京腔，绵软可亲。那时我知道先生写了茶税史，他还为我讲了许多古代的典章制度。他和我说，若注解古代文书，要知道古代列朝制度。他说“三通”是要看的。先生所谓“三通”者，就是《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所以，我在注解时，多去图书馆查阅“三通”，那时“三通”我还没有家藏。

先生旧学功底深厚，亦善丹青，我曾想让先生作画，先生笑而不允，只是说你让你老师启元白画啊，他是名家，我不足论，只是糊口小技而已。我以为只是先生谦逊，也就不坚请。后来我听我的亲戚说过，“文革”时先生遭难，经济上入不敷出，他给人家干过零活，还给绢花厂画过纸灯笼，画一个几分钱，就靠各处这些微薄收入维持家用。如是，我才知道先生为什么说他的画画是“糊口小技”。

80年代的操场，许多学生在踢着足球

先生平时在校园中散步，也是财院一道风景。他常是西式装扮，手执细杖一枝，西装革履，天暖时穿衬衫、吊带西裤，风度翩翩。常和他一起散步的是外语教研室的张建业教授，二老一治专门史，一精于英文，而凌先生专治国史却着西装；张先生精通英文却穿国服，这也是一种“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我在北师大读书时，在校园中就经常看到那些大师级的老先生曳杖徐行，那些老先生身上凝聚着这个学校的文化、传统、学问、文章。一个学校要是没有这些老先生，就如同一个家里“家徒四壁”一样。我每见到凌先生、张先生他们在校园中漫步，就觉得我们学校虽小犹好，精神上的堂庑顿觉高大，就像宅院里有老树，厅堂上有名人字画，虽不见得有钟鸣鼎食，但总觉得是诗礼传家。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近人清华梅贻琦校长因之而说“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吾于凌先生等老先生之于中财大，亦如是说。

北平一解放，税收问题日渐突出，特别是要养活数量激增的脱产人员，当时税种和税收征管机构不统一：有直接税，归直接税税局；货物税，归货物税税局；还有地方税等等，令人感觉头绪太复杂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几个大学教财政学，感觉这个不像话，就给华北局交了一封意见书。华北局把这个意见书打了六份分别转给财政部、税务总局了。意见书里，我特别提到，最要紧的是税收制度和税务人员。意见书送走后不久，税务总局就召开了一个临时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马寅初、千家驹，和在各个学校里面教课的人，也包括我。在座谈中，大家建议：是不是成立一所税务学校？有关部门接受了这个建议，决定成立一个税务学校，由华北税务总局筹办。

——财税史专家凌大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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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光第

我之知道刘光第先生，是因为家母和先生在《金融研究》杂志上一起发表过文章，又因为先生与“戊戌六君子”中的刘光第同名，所以就记住他了。家母和我说，刘先生了不得，他是财院唯一一个读过西南联大的，这更令我心生敬仰。改革初，先生在经济学界多有倡论，我毕业来财院时，就知道他是经济学界的知名教授了。那时家母随财院一个代表团到南方考察，带队的是姜明远院长，还有张玉文、刘光第等耆宿。他们归来后，我在校园中见到刘先生，自报家门，说了家母的名字，先生说，我听说你来财院供职，好啊，你们一家两代人都为咱们学校做贡献。只是你若学经济就更好，咱们国家现在缺经济人才啊。

从那时认识了刘先生就经常在校园中见到他。见到他也就是鞠一鞠躬，叫一声刘先生。先生也就欠欠身，笑一笑就过去了。只是有一次跟我说，你还是叫“先生”，现在好像不习惯这么叫了。我说我们在师大念书时见到老先生都是叫先生。刘先生说新社会移风易俗，都不那么叫了，师大还是“古风犹存”啊。我说我还比较习惯这么叫，先生说这样听着亲切，也有师者尊严。

年年末我去韩国教书，年先生突然驾鹤西去。我是从同事给我的信中得到此噩耗的。当时我在釜山一个禅院中请韩僧为之超度，那感觉不亚于苏东坡在杭州孤山的惠勤禅室痛悼欧阳修的仙逝。

“以上所记诸位教授，都是中财的名师耆宿，今虽都已做了古人，但其事迹精神都历历载于中财史册。一个学校在其历史的一个时间段落有这样一代人，就为这个地方增添了厚重的内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夫子曾云：“君子疾夫没世而名不称焉。”这些老师，以他们的学问文章，人格力量彪炳于中财，名显于天下，这是我们的财富。一个学校的财富，不在于校园有多大，楼宇有多高，系科有多完备，专业有多丰富……，而在于教师之热爱教育，尊重学问，奖掖生徒，境界高远。这就是所谓有大师更胜于有大楼，有好教师更胜于有好设施。好老师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滋养学生，是能给学生自由之思想，使之有独立之精神。那这老师首先是要有境界的，而且是天地的境界；同时是有学问的，而且是有思想的；还要有悲天悯人之心，对学生能博之以文约之以礼，对职业心存敬畏无私无碍。中财是有过这样的老师的，我们现在仍有这样的老师在无私地奉献着。一个学校因为有了这样的老师，才使学校有光芒，有影响，才会使我们的学生在他的学习阶段不忍蹉跎。”

来源：中财往事丛书《往事曾谙》

图片：财新素材库

编辑：可瀛艺可

顾问：吕世彦李爱民武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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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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