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北宋政权统治了一百六十七年(九六〇——一一二七年)，在此期间，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一个发展比较突出的历史时期。而要研究考察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对于北宋汴京(开封)城市经济的研究则又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对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和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的研究，来考证距今近千年以前的北宋汴京的城市经济，以供研究北宋经济史者的参考。

一、《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在研究考察北宋汴京城市经济中的重要

意义

本文所要研究的北宋晚期汴京的城市经济，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在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宝库中，还保存着象《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这样珍贵的历史瑰宝，它们描绘了北宋汴京各阶层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栩栩如生的画面，记录了当时商品经济发达的繁华景象，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形象史料和文献资料。这里就来谈谈它们在研究北宋汴京城市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据这幅画后面保存下来的金代人张著的题跋说：“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这是现存有关这位画家最早的简要的记载。元代杨准在至正十二年(一三五二年)的另一篇跋文中则说，《清明上河图》“卷前有徽庙标题”。李祁的跋文也说：“静山周氏文府所藏《清明上河图》，乃故宋宣、政间名笔也。”根据这些同时代人以及稍后的元朝人的题跋，可以肯定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是北宋末年人，曾在画院任职，擅长“界画”，特别善于画舟车、市街、城郭，桥径等，他在这幅画中所描绘的正是北宋徽宗赵佶政和、宣和年间(——)汴京城市的繁荣景象。但画家所描绘的汴京城市的社会生活景象，究竟是当时汴京的什么地方呢?图中中心部位作者所精心刻划的那座大型木结构拱桥又是当年汴京的哪一座桥呢?弄清楚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探讨《清明上河图》的主题思想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经济生活面貌，都有很大的用处。

建国以来，不少学者专家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京什么地方，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多数人都认为它画的是外城“东水门内外一带地方，那顶宛如‘飞虹’的桥梁也正是‘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徐邦达：《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一九五八年第一期)；或者认为它画的是“汴河上的虹桥一带”(张安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研究》，朝花美术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大体上弄清当时汴京城区的布局究竟是怎么一个样子。根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记载，汴京除紫禁城外，有内外两座城墙。“外城，方圆四十余里”，“旧京城(按：即内城)方圆约二十里许”(卷一，“东都外城”、“旧京城”各条)。穿城河道中最重要的是汴河，由西向东流经内、外城的南部。《清明上河图》上所画的那条大河，如果肯定是著名的汴河的话，那么图中所画的显然是它的下游。我们根据这些记载，再仔细对照《清明上河图》上所画的那座横跨汴河的木结构大型拱桥以及那座绘有骆驼队通过的城门，就可以考实《清明上河图》所画的地理位置决非外城东水门内外一带，而是当时内城东角子门内外一带地方。图中大型木结构拱桥虽跟东水门外七里的虹桥形状相似，实际上则是汴河流出内城通津门后离城最近的上土桥。

这因为：第一，是有关城门问题。这点，《东京梦华录》交待得十分清楚。该书卷一“东都外城”条说：外城“东城一边，其门有四：东南曰东水门，乃汴河下流水门也，其门跨河，有铁裹窗门，遇夜如闸垂下水面，两岸各有门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夹岸百余丈。”同书卷一“旧京城”条则说：内城“东壁其门有三：从南汴河南岸角门子(按：应为“角子门”)，岸曰旧宋门，次日旧曹门”(按：孟元老此段未将内城东壁的水门——通津门计算在内，故称“其门有三”)。张择端图中所画的城门，有骆驼队缓慢出城门，足证这是一座陆路通行的城门，决非水门，因而也决不是“东水门”，而只能是旧京城(即内城)的东角子门。

第二，是关于桥的问题。图中横跨汴河的无柱拱形木桥，其桥在东“角子门”外，就是“上土桥”。同书卷一“河道”条对这座桥梁也有详细的交待，“汴河……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按：实有桥十四)。从东水门外七里曰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其上、下土桥亦如之；次曰顺成仓桥，入水门里曰便桥；次曰下土桥；次曰上土桥，投西角子门曰相国寺桥；次曰州桥”。这就是说，在汴河流出东水门后，离外城最近的应是顺成仓桥，而非虹桥。但顺成仓桥却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只有离外城七里的虹桥和内城东面的下土桥、上土桥，其结构形式才与张择端所画的无柱拱桥相符合。所以，从图中城门和桥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清明上河图》画的决不是过去许多人所说的汴京外城东水门内外一带，而是内城东角子门内外一带的繁华景象。

弄清楚了《清明上河图》的地理位置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而明确这幅驰名中外的杰出画卷所描绘的中心主题了。存世的《清明上河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长五二五厘米，宽二五．五厘米。画卷的规模宏伟，结构严密。整个画面以汴河为构图的中心，对北宋晚期汴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详尽而生动的描绘。它以外城内东南角侧的农田园林为起点，向西沿着汴河溯流而上，经过内城通津门外的上土桥、东角子门，到繁华的保康门街结束，描绘了大约有三、四里之遥的旧城东南角一带的繁华街景。画家以高度的现实主义手法和杰出的艺术才能，广阔而又细致地展示了当时汴京城内各个阶层人物的生活和动态，他在图中一共画了各种类型的人物七百七十余个，各种牲畜九十多头、房屋楼阁一百多间、大小船舶二十余艘……。在这众多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和舟车之间，有人划船拉纤，有人抬轿架车，有人四处设摊，有人沿街叫卖，也有人在到处游逛。所有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汴京城内商品经济兴旺、水陆运输繁忙、城乡关系密切等等热闹景象，再现了近千年以前北宋京城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实况。这幅不是照片、胜似照片的我国十二世纪初的艺术杰作，不仅在我国古代现实主义绘画传统中象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有其很高的艺术价值，就是对我们今天研究考察北宋汴京城市经济的许多方面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形象史料。

在北宋汴京城市经济的研究中，就其史料价值的重要地位而言，堪与《清明上河图》后先媲美的，还有署名幽兰居士孟元老撰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的生平事迹不详，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代中叶的李濂在其《跋东京梦华录》中曾提出怀疑：“元老不知何人”，“但，是时艮岳已成，梁台、上方寺塔具在，而录内无一言及之，不知何也?”(李濂：《汴京遗迹志·艺文之五》)清代的常茂徕则谓：“艮岳之筑，专其事者为户部侍郎孟揆。揆非异人，即元老也。元老其字而揆其名者也”。(常茂徕：《怡古堂文钞稿本》，《读东京梦华录跋》)近人邓之诚却认为常氏证据薄弱，不足为凭。最近，据孔宪易的考证，认为孟元老是北宋晚期蔡京同党孟昌龄的第四子孟钺，而非其兄孟揆。[①]孟钺跟张择端一样，都是目睹当时汴京城里糜侈繁盛景象的历史见证人。

据本书作者在自序里称，此书撰于南宋绍兴十七年(一一四七年)，距北宋灭亡的一一二七年，恰恰过了二十个年头。至于他著作此书的目的，据说是因为，“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谈及曩昔，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论其风俗者，失于事实，诚为可惜，谨省记编次成集，庶几开卷得见当时之盛”。但由于汴京昔日的繁华，时已烟消云散，一去不复返了，作者只能象《列子·黄帝篇》中所说的那样：“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因题书名曰《东京梦华录》，以表示其对故都的无限怀念和深沉的怅恨之感。传世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凡十卷，约三万言。所记大多是作者追写徽宗政和、宣和年间汴京的城市社会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包括当时的城郭、河流、大内，诸司、市井游观、岁时物货、街巷店肆、民风俗尚，……等等，都有翔实的记载和详尽的论述，这就为后人留下了探索那个时代汴京城里各个阶层居民生活面貌的大量宝贵资料。自从它于南宋初年在临安刊行以来，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墨客，在谈到北宋晚期东京掌故时，莫不首引此书，如赵甡之的《中兴遗史》、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及陶宗仪的《说郛》，对本书的部分资料，都有所选录。到了近代，由于其所反映的内容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史的价值，尤其引起了中外许多从事各种专史研究的学者专家们的高度重视，交相征引利用。人们往往把本书与《清明上河图》视同姐妹之作，二者对于我们考察研究北宋城市经济发展史的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看北宋汴京城市的历史沿革和水陆交通运输

关于《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所精心描绘和详细记述的汴京的历史沿革，隋唐以前文献记载员说：只知道战国时，魏惠王曾由旧都安邑徙都于此，称大梁，委实热闹了一番。不久，秦并六国而一统天下，大梁即随魏国的灭亡而趋于萧条衰落，到后来竟成为秦王朝所属三十六郡之一的三川郡内一个小小的县份。西汉时，始置开封县，属河南郡，●●因之。西晋，开封属荥阳郡。东魏置开封郡，属梁州。北齐废开封郡，并入陈留，于唐代始改名汴州。

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被称为“土薄水浅”的江南，在魏晋南北朝期间，经过劳动人民的开发，逐渐成为“鱼米之乡”，整个江南开始成为封建朝廷赖以仰给的财赋区域，等到隋朝再度统一全国之后，隋炀帝杨广为了尽量搜刮江南的财富，于“大业三年(六〇七年)，诏尚书左丞相皇甫谊发河南男女百万开汴水，起荥泽入淮千余里，乃为通济渠。又发淮南兵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淮至于扬子江三百余里，水面阔四十步”。大业六年(六一○年)，又开江南河，自京口(江苏镇江)至余杭(浙江杭州)[②]。自此以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沟通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航路，汴梁遂成为当时“水陆所凑，邑居庞杂”的“雄郡”[③]。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节度使李勉重筑汴梁城，这就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一中所说的“旧京城”，又称内城。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所画的那座高耸的城门，也就是这座旧京城东南面的角子门。

唐、五代时，汴梁的经济已相当发达。史载：“河南，汴为雄郡，自江淮达于河洛，舟车辐辏”(《旧唐书·齐瀚传》)。又说：“(两京)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杜佑：《通典》卷七)由于唐代的汴梁，水陆交通如此便利，城市经济也日益发展起来，这从唐代一些著名诗人所写的诗句中，也可得到证明。《全唐诗》载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水门向晚茶商斗，桥市通霄酒客行”，又《汴路即事》诗也说：“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另在《唐语林》中讲到有一位叫崔枢的进土，在汴梁住了半年，与一个“海贾”同住。海贾得疾将死，送了崔枢一颗珠子，说值万缗。[④]可见，唐代汴梁还住有外国商人或从事海外贸易的“海贾”。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除后唐外，这里先后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的都城，相继流入了大量的人口，因此，城市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洛阳与汴梁之间的贸易相当旺盛。如《旧五代史·赵在礼传》说：“在礼历十余镇(其中包括汴梁)，善治生殖货，积财巨万。两京及所莅藩镇，皆邸店罗列，”又，《新五代史·袁象先传》：“象先平生所积财产数十万，邸店数千间”。这些经营邸店而发财致富的官吏的大量出现，就反映了这个时期汴梁商业活动的日趋繁盛。

五代末，周世宗柴荣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新五代史·周本纪》)，其中特别是其政治力量达到淮南一带，打通了汴河出长江的交通要道，这对于汴梁经济的发展前途更具有莫大的关系。所以在后周统治期间，汴梁的城市经济又有了新的扩展，以致到了世宗显德二年(九五五年)，就准备在唐旧城之外兴建罗城。是年，周世宗下令兴建罗城的诏文有言：“……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建。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多。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别筑罗城，先立表识，候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条)接着，就于显德三年(九五六年)正月，“发丁夫十万城京师罗城”(《旧五代史·周书》)。这座新建的罗城，就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一中所说的“东都外城”，又名新城。这样，汴梁除大内的紫禁城外就有了内、外两圈城墙。史载新建的外城，周围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其面积比周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⑤]的旧京城大了许多。

赵匡胤建立宋王朝后，仍以汴梁为都城，名叫汴京，又名东京，或称东都。开宝元年(九六八年)“艺祖(即宋太祖赵匡胤)初修汴京，大其城址”。这时，汴梁已成为“四方所凑，天下之枢，可以临制四海”的重要都城了。[⑥]赵匡胤为什么看中汴梁为都城呢?这从秦观的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端倪：“开封地平四出，诸道辐辏，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无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诸水参贯，巾车错毂，蹄踵交道，舳舻衔尾，千里不绝，四通五达之郊也。……本朝惩五季之弊，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名挂于籍者号百余万，而衣食之给，一毫已上，皆仰县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于农也。非都四通五达之都，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此谓以兵为险者也。夫以兵为险者，不可以都周雍，犹以地为险者不可都梁也。”(秦观：《淮海集》卷十三，“安都”条)秦观是言，道破了北宋建都汴梁的奥秘。出身于统领禁军的赵匡胤，是以其所握有的兵权，在陈桥兵变中夺取政权登上皇帝宝座的。军队是北宋立国的根本，为了“强干弱枝”，故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以保卫皇权。但要在京师大量屯兵，就必需有大量粮食、物资的供应。而汴梁却正地处水陆交通要道，江南漕粮百货可由汴河源源而来，故当时北宋王朝势非定都汴梁不可。据此可见，北宋建都汴梁，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的地理位置优良，便于交通运输，这固然有利于封建王朝运输天下漕粮，搜刮四方财富，但也有利于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当时汴京的水陆交通运输。先讲水道。汴京的对外交通，以水道为主。这点，《东京梦华录》卷一“河道”条交代得很清楚：“穿城河道有四：南壁曰蔡河，自陈蔡由西南戴楼门入京城，辽绕自东南陈州门出。……中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至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东北曰五丈河，来自济郓，般挽京东路粮斛入京城。……西北曰金水河，……从西北水门入京城，夹墙遮拥，入大内灌后苑池浦矣。”另据《宋史·食货志》“漕运”条说：“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即蔡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这就是说，汴京当时所赖以与外地交通的河道中，以汴河为最重要。通过汴河，不但可与大生产地的江、淮取得直接的连结，而且可以与东南沿海一带以及富饶的四川地区发生间接的交通。这对于当时汴京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正因为汴河对汴京经济的发展具有如此重要性，所以北宋王朝一直非常关心汴河的畅通。如淳化二年(九九一年)汴水决浚仪县，宋太宗赵光义就亲自到现场视察，群臣一再劝其回宫，他却说：“京师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宋史·河渠志》)这短短的几句话，清楚地刻划出北宋最高统治者对汴河无限关心的焦灼心情。

据文献记载，当时通过汴河输入汴京的物品，其数量之众，简直到了无法计数的地步。如《宋史·河渠志》载：元祐四年(一○八九年)，御史中丞梁焘就说：“汴口复成，……通江、淮八路商贾大舶，以供京师之饶。”同书又载：“汴河……岁漕江、淮、湖、浙米数百万石，及至东南之产、百物之宝，不可胜计”。当时的汴河，不但可通漕运，而且可通商运。其时用于漕运的船只称“纲船”，纲船开始一直可以附载商货入汴，元丰(一○七八——一○八五年)年间，曾一度禁止，另由政府设置官船由泗州专运商货入京师，但为时甚短，到了元祐七年(一○九二年)，经苏轼上书请准恢复纲船附载商货入京[⑦]，才一直实行到北宋末年不变。汴河之外，其他如惠民河、五丈河，也都是官商百货刍粟输入的交通要道，只是它们的地位不如汴河那样重要而已。

汴京的对外交通，既然多赖水道，其交通工具当以船舶为主了。这从周邦彦的《汴都赋》中可以得到反映：“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艚，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钲鼓镗铃。”就因为汴河的水路交通对当时京城的社会经济如此重要，所以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不惜用三分之一篇幅和大量笔墨来精心描绘汴河的航运。他在画面上一共画了二十多艘大小船只，这些满载着官府和商人的百货和粮食的船舶，络绎不绝地把江南各地的漕粮、百货运进了汴京，为那里的居民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生活必需品，再现了十二世纪初期汴京水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线的繁忙运输景象。

水道航运之外，汴京的陆路交通也相当发达，如对北方地区的交通运输，就主要依靠陆运。《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满载商货的骆驼队，固然是最好的例证，而《东京梦华录》卷三“天晓诸人入市”条所说的，“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也足以反映当时汴京陆路交通的又一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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