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宽定，年生，贵州桐梓人，国家一级作家。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荒林野妹》《浪漫女神》《漂亮女孩》；中篇小说集《小家碧玉》《大家闺秀》《良家妇女》；短篇小说集《年轻人的事情》《爱与枷锁》；《李宽定电影剧作选》；《李宽定选集》（四卷本）等。主编：《中华传统文化讲演录》（第一辑、第二辑）、《最后的话》。年，创建贵阳海天园，任董事长。年，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年，创办公益性的贵阳国学大讲堂。年，荣获国家首届“书香之家”。

母亲

李宽定

母亲坟头上的青草，已几经寒暑，几度枯荣。坟头上的泥土，一次次塌下去，又一次次垒起来。如果，真如佛家所言：世有轮回，人能转世投生。那么，母亲投生转世之后，都已而立之年，又开始了含辛茹苦地养育她新生的儿女。所幸还好，奈河桥上王婆的那碗迷魂汤，是每一个通往幽冥的亡灵都要必得要喝下去的，让人忘却生前的荣辱与悲伤。不然，我难以想象，投生转世的母亲，倘若还能记忆她前世的那些艰辛与悲苦；而那些艰辛与悲苦的结果，又是怎样的无谓，她是否还能有再活下去的勇气。我不知道，我的外公外婆在养育母亲的时候，是不是也和母亲养育我们的时候一个样子。但我却比谁都要清楚：我却一直在重复着母亲那无谓的人生；而且，和母亲一样，也非要熬到油枯灯熄离开这尘世为止。

我为母亲哭泣，思前想后，更为母亲悲伤。有时，我真恨我的父亲。他把我带到这人世上来，才短短的九十个白天黑夜，就把我和姐姐哥哥们一齐丢下给了母亲，自己撒手尘寰。无疾而终，这于父亲自然是一种幸运，一种福分，但无疾无征兆，连话都未留下一句就突然长辞人世，这对母亲却是何其的残酷。五十多年前那样的岁月，一个刚满四十的妇人，仅靠那样一点微薄的家产；在家族中只的环视挤压之下要把几个尚不知人事的儿女拉扯成人，那该是怎样的艰辛？父亲把什么都带走了，只把伤痛和苦难的岁月留给了母亲。而母亲却对父亲的阖然长逝不能释怀，把父亲留下的那点微薄的家产卖掉三分之一，给父亲办了个很风光的后事。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死去的亲人，才不枉她和父亲夫妻一场。接着，又将余下的家产卖掉一半，给韵姐置办嫁妆。韵姐的婚事是父亲生前定下的，她要让韵姐风风光光地出门。她不能让韵姐婆家的人笑话登墀先生家寒酸。但是呢，韵姐还未出门，一个腊月寒冬的夜晚，十多个蒙面的汉子破门而入，把家里值钱的和不值钱的都抢了个精光。韵姐的嫁妆，自然不能幸免。母亲急了，红着眼睛和蒙着脸的强盗厮打。她一个妇道人家，哪是一群大男人的对手？好在那些人要的是钱财不是命。不然，母亲就是有十条命，也没了。好多年以后，母亲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说：“抢我家的人是谁，又是谁把那些人串通起来的？别以为把脸蒙起来我就不知道了，我心里有数！唉，亲人，有时候比仇人还要狠啊！”

岁月把往事沉淀之后，蒙在亲情面纱后面的嘴脸就会清晰起来。二十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无意中清理出当年抢劫孤儿寡母的祸首。真是为让人做梦都难以想到，暗中策划和主持抢劫我们的，竟然真是我亲亲的……算了，往事已矣！如今，他已经故去多年，就让他作的孽和他的名字随他一起入土为安吧！

母亲说，谁串通起来抢我家，她心里有数。父亲生前结下的怨，他死了，人家纠集起人欺上门来，把家里抢得一干二净；无非是想让人看看他登墀先生家的落魄景象。她不服这口气，把剩下的家产全部卖了，重新为韵姐置办了嫁妆，硬是风风光光把韵姐嫁出了门。

但是呢，两年之内，两场红白喜事办过之后，我们家也就家徒四壁，算是彻底的破落了。当然，这些陈年往事，都是听母亲和亲友说的，在我的记忆中，搜寻不出半点印痕。

母亲去世以后，我曾多少次追寻我对母亲最早的记忆，但终不能得。往事如烟又不如烟，一桩桩一件件，却还都觉得那不是最早的。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没有看见母亲哭过；当然，也没有看见母亲笑过。母亲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的印象，始终是那么的忧伤，那么的疲惫。她总是早早地出门，有时回来很早，有时回来很晚；回家来，有时提一袋子荞子，有时拎两升包谷，或一把面条。但大多数时候，两手空空。空着手回来的那天，母亲的情绪就很阴郁；或是坐在火膛边，看着火膛里蹿动的火苗发呆；或是坐在门前的沙棠树下，望着天边的浮云叹气，久久地不说一句话。每到这个时候，两个姐姐对我就特别好。她们背我、抱我，把我带到外面去，悄悄教我：“弟，你要乖，不要喊饿。你不懂，妈好难啦！”

没有家产，没有工作，家里只有几张嗷嗷待哺的嘴；无米之炊，焉能不难？但那时，我还不明白母亲的难处；只记得在断炊之后，母亲和姐姐把父亲留下的那些书，当作废纸背到天门东去卖给造纸厂的时候，每次都会带我去，是件让人兴奋不已的事情。因为，每次卖掉了纸之后，拿到钱，母亲都会在纸厂门前的小摊上，买两个烧饼，分给我和姐姐吃。真正懂得母亲的难处，体会到其中的苦涩和辛酸，是后来，当我自己成为人父，回忆起母亲当年那些往事的时候。

到我清楚一些人生世事的时候，家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变卖；没有收入，又告贷无门。夏天的炎阳冬日的雪，母亲大都在外奔走，能借到两升包谷的时候，是怎样的喜悦与哀伤；什么都没有借到空着手往回走的时候，又是怎样的痛苦和沉重。大家闺秀，又嫁到书香门第，这无形中铸成了母亲过人的自尊与虚荣。面子攸关，母亲在滞沉的岁月里咬紧了牙，苦苦地撑持起登墀先生家的门庭。但贫穷，却无情地剥蚀着她做人的尊严。山穷水尽的家境，孤苦无助的未亡人，苦苦地养育着她的几个尚不知人生世事的儿女，这已经是已经是举步维艰。而家族中的人呢，却在算计着父亲留下的那几间空房子，明着牵线说媒，暗里播散蜚语，巴望着走投无路的母亲早日改嫁他乡。母亲硬撑着苦熬着，小心防范着，就是不改嫁！多少年后，母亲说起这些往事时，神态中还隐隐有些自豪。

她常说：“女人啦，如是自己撑不起；不用别人推，风都可以把你吹倒！”

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在这乱云纷飞的尘世苦苦地支撑了二十七个年头。

二十七年，三分之一的人生岁月。乡言：“不怕少时苦，就怕老来穷”。母亲的前三分之二人生岁月，究竟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生活过来，详情我不知道。但是呢，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我却是在贫穷落魄的环境中，伴着母亲一天天一年年走过她的老年。看着她脸上的皱纹一天天加深，看着她头上的白发一年年增多；身为人子，却欲助无力；结郁在心底的痛楚与悲伤，激起了一股子奋发的狠劲；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让母亲一展愁眉，还报老人家一片养育之情。但是世事沧桑，哪能尽如人意？等我自觉总算事业有成的时候，母亲离开人世已经十三年了！空有一颗孝心，却欲报无门；唯有把对母亲无尽的思念，细说给我的儿女们；让他们记住在遥远的故乡，一个名叫“金家岗”的小山上，那蓬低矮的茶树下有他们祖母的坟茔。那一天，大限到来，我也化成青烟在人世上飘散之后；他们也不要忘记，清明时节，代我回去在她老人家坟前磕个头，给她老人家点炷香、烧点纸。

二十多年岁月，不算短，也不算长。但20世纪之初的那二十多个年头，却是几多风雨，几多霜寒，几多人无法承受荣辱间的骤变饮恨九泉。支撑着人咬牙走过那多灾多难的岁月，苦苦地活下来的，是深藏在每个人心里的那点希望。母亲的希望，是她的几个儿女都能够长大成材。“只要你们都能顺顺利利的长大成人，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去见你们的爹了。”这话在我儿时，她就不知道说过多少次，早已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但这话中的苦涩，却是在我漫漫的人生路上，一点点思量、一点点体会、一点点醒悟出来的。

母亲他们那一代人，大都经历了从民国到共和国的巨变。敲锣打鼓迎解放，欢天喜地庆翻身，这是今天电影里的场面。故乡的解放，是一个冬日有太阳在霜的早晨，婶娘从城里卖菜回来，逢人就说：“城里头来了好多兵，说是解放了！”大家才知道解放了。但听说过也就过了，一如既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那小山村里真正热闹起来，是土改，是打土豪，分田地。有人喜欢有人愁。那些日日夜夜惊恐与期盼，绷紧了村子里每个人的神经。先给我家定成分是贫农，属于翻身解放的一边。其时，哥哥已参军了，我家还是军属；门上贴着政府送来的“光荣之家”的小红匾。对打土豪分田地，也有我家一份。那个雨天的早晨，村长来通知母亲，叫母亲去分胜利果实。母亲说好，马上就去；把村长送走之后，她却是把门一锁，带着我们上山砍柴去了。一路上，给我们说：“人家的东西，再好也是人家的；我不眼红，不要。你们想要什么，等你们长大后自己去挣。”到了晚上，因为我们家没有去参加斗争会，村长就给我们送来一个衣架，两把太师椅和十个青花碗。母亲连声谢村长，但等村长转身一走，她就叫三姐和四姐将这些东西都搬到书房的阁楼上去了。我好想在那椅子上坐坐，她不准，还说：“那是人家的东西，我们不要。靠分别人的东西发不了财，要发财得靠自己发奋，你要好生记住！”

母亲不愿去分浮财，不要别人家的东西。但她万没想到，我家虽然没有田地，但却有好几间房子；别人早已在暗中谋划着怎样才能打我家的土豪，分我家的浮财呢！

先是一个姓翁的乡长来找母亲，晓以大义；说有的贫雇农没有房子住，而我家的房子却空着没人住，叫母亲主动让出一半来，分给贫下中农。临走，还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是军属，自己主动这样做，是带头，对大家都好。”遗憾的是，母亲没有注意到乡长这句话里的话，没有答应让出一半的房子来。大约是半年之后，一个灰蒙蒙的清晨，我们还没起床，一大群人跟在村长的后面来到我家。村长身边的农会主任宣布：经农会调查核实，原先给我家定的贫农成分定错了，我家应该定为破产地主。农会主任的话一完，大家就高呼口号：“打倒破产地主罗素珍！”接下来自然就是分我家的浮财了。以往村长都是称呼母亲“二娘”；那天改口了，直呼母亲的名字，说：“罗素珍，你给我好生听着！你儿子参了军，你家还是军属，给你家一些特殊照顾。你要那两间房子，要哪些东西，你说，由农会给你留下。其他的，通通搬到坝子里去，分！”

多少年后，当我有了一些阅历，在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才明白：村长声音虽大，吼得凶，似乎阶级立场很坚定；但他适时地抬出了我家是“军属”这块招牌来，让母亲把希望留下的东西都留下了，且非在暗中庇护我家？但当时，母亲不知是没听懂村长的话呢，还是逞强不买村长的这份人情？她把我们叫到身边，神情冷漠地对那些人说：“你们想要什么，都拿去好了！我有儿有女，该有的将来还会有！”说完，把家里的钥匙往桌上一丢，拉起我的手，喊上三姐和四姐就走。

那天，母亲带着我们进了城，到了表嫂家。她叫表嫂的儿子带我们到街上去玩。她和表嫂说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在表嫂家吃了晚饭，等到天黑尽了才回家。天上下着雨，到家身上的衣服全湿了。我们家大小一共八间房子，给我们留了两间是，其余的六间分给了别人，换了锁。最好的两间，是书房和书房楼下。翁乡长一家，等不到隔夜，当日就从大山上搬下来，住了进去。书房阁楼上那个衣架、太师椅和青花碗自然连房子一起成了翁乡长家的“胜利果实”。留下给我家的两间房子里，除了一张床，一条被子和几条板凳，东西全搬走了。我家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破产地主”！那个晚上，母亲抡起了一条板凳，在沟沿上砸烂了当柴，在屋中间烧起了堆火，叫我们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烤干。也许是心里难受，三姐哭了，被母亲骂了一顿。母亲说：“哭什么？不准哭！不就是几间破房子，一堆烂东西？拿走了就拿走了！你们要有点出息，就好生发奋，将来出人头地，活出个样子来给那些人看看！”

五十年，半个世纪，一天天过着的时候，确乎是太漫长了。许多时候，说度日如年不为夸张。但过去之后，再回头想当年呢，又似乎太短了！弹指之间，双鬃已白。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各有一肚子辛酸，也各有一个奋发的历程；虽然说不上有什么辉煌的建树，但若与当年村里的人相比，却是活得一点也不比谁差！倘若母亲能活到今天，我敢肯定，她一定会催促我们兄弟姐妹一起，带着孩子，开着自己的轿车，回乡去一家家给村里的人拜年。母亲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她儿女身上。儿女们一个个都长大成人，有了出息，她觉得她该扬眉吐气了。

儿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但母亲却未苦尽甘来，非但没有享上清福，反倒像个老妈子一样，把韵姐的孩子带大，又给三姐带孩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早上，她还抱着哥哥的女儿上街去买菜！

母亲，我就是哭破嗓子哭干了泪，也哭不尽心里的悲苦！听你的话，而我自己也心有不甘；我逼我发愤图强，远比黄世仁逼杨白劳还要狠心手辣。我用我的青春为我的事业奠基，到几经风雨又几度浮沉，生命已是日落黄昏的时候，我终于创出了一片小小的天地。可母亲，你却已经魂归九天！仙尘两绝，母亲，我只能跪在你坟前的石碑下，给你磕头了！

市井之言：“只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父母。”这句话，颇有点“君要臣死，臣不死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不孝”的味儿，很蛮横，也很霸道。但倘若把“是”的意思放宽一些，那么，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儿女孝敬父母的不及父母给予儿女的万一！儿女对父母的孝心，与父母对儿女的爱心相比，有如荧光与皓月！不是吗？

且不说十八年含辛茹苦，单是把一家人赖以活命的微薄家产尽数卖掉，两次给女儿置办嫁妆，只不过是为女儿体面地嫁进丈夫家，不让婆家的妯娌姑子小看了她，少受些委屈，而独自担起日后的艰难。母亲对女儿如此，但做女儿的呢?女儿对母亲的孝心中，夹带着几成私心？

不讳言，韵姐确乎是个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更是一个好教师。但她实在太好强！一个破产地主家庭出身的人，已经沦入了黑五类的圈子，有份工作有份工资；能谨守本分，小心翼翼地把工作做好，这就已经不容易了。但她不这样想，真的相信了“重在表现”，事事不落人后，处处走在人前，这且非自找没趣？落在人后领导尚可批判；跑在人前，且不是让领导为难？表扬呢？怕别人说阶级立场有问题，“右”了；不表扬呢，又怕别人说“唯成分”论，“左”了。一个让领导左右为难的人，且能讨得好去？二十多年中，运动如潮，一个接一个。每个运动一来，潮头都把她扑到水底；潮水退去之后，她又以无法否认的成绩，把那象征“给出路”的奖状抢到手里。压在她箱子下面的那十几张奖状，不仅苦了她自己，也苦了她的丈夫她的儿子，更是苦了她的母亲。

当初，韵姐把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母亲好高兴。从农村跳出来做了城里人，母亲感到出了口恶气，脸面有光，很感激韵姐，逢人就夸韵姐有孝心。韵姐的孝心，给母亲一份满足，但同时也把劳累和另一种痛苦枷在了母亲的身上。她不服输，她要全身心的教好书；用成绩证明她是听共产党的话的，坚决跟共产党走的。家，她是顾不上，只好全都交给母亲了。母亲呢？因为心里存了一份感激，也就心甘情愿地洗衣、煮饭、带孩子，从早忙到晚。但夜声人静的时候，且不说一身的酸痛；想想把我和两个姐姐丢在乡下的家里，无依无靠，她能睡得着吗？韵姐哭着把她接到城里去，我们不也哭着巴望她回来？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的心能不疼能不碎吗？

我哭，哭母亲尚未把她的儿女养大成人，又得为女儿去操心她们的儿女。

我哭母亲，养儿养女，含辛茹苦把儿女养大成人，自己却沦为儿女家一个不花钱的老妈子！

韵姐的儿女刚带大，三姐又哭着把母亲接去了她家。

三姐不争先进，但却争生存。三姐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不了她和她的五个儿女。她得去工作，去挣钱！但是呢，黑五类出身，属靠边站之列。尽管她比两个姐姐的命好，嫁了个共产党员的丈夫，但却未能改变她的运气；安排工作，轮不到她。一次次报名，一次次体检，一次次名落孙山，她过不了“政审”这一关！她找到领导申述，领导说：我们的政策是有成分但不唯成分，好好争取；连句安慰人的空话也遥遥无期。她去找算命先生算八字。算命先生说：不要急，翻过三十岁就好了。分明是骗人的鬼话，却是言之凿凿。也巧，满三十岁的那一年，水城矿务局的招工榜上，居然有了她的名字！她以为时来运转，跑去感谢算命先生，跑来向母亲报喜，说她有工作了，正式的，还是工人阶级。母亲说：“你走了，家呢？”是呀，家呢？五个儿女小的不满一岁，大的不满十岁，交给谁？母亲的一句话点醒了兴奋得忘乎所以的三姐。她也是母亲，她不能丢下她幼小的儿女不管。但家境如斯，要她放弃好不容易到手的就业机会，这简直是要她的命。一边是就业挣钱，一边是家庭儿女；就业挣钱不就是为了家庭儿女？把家庭儿女丢了，挣钱来干什么？事难两全，两难之间的三姐，一场大哭；哭得悲怆欲绝，也哭得母亲肝肠寸断。都是女人，都是母亲；三姐的难处，不说母亲也清楚。手心手背都是肉。母亲什么话都没说，收拾起自己那两件换洗的衣服；带着韵姐幼小的孩子，搬进了三姐家。

母亲换了一条街，换了一套房子；干的呢，依然是洗衣煮饭带孩子的活，依然是个不要钱的老妈子！只不过之前是韵姐家的，现在是三姐家的了。

我哭，哭母亲把每个儿女的难处，都扛在她那瘦薄的肩上；可是她的儿女，却是要到孤苦无助的时候，才回到她的身边来哭泣。

还在四姐有个婆婆健在，四姐夫又是一个做家务的能人；不然，她自己终年外出打工挣钱贴补家用，她的四个儿女交给谁去？母亲难说不又收拾起她那两件换洗衣服，再搬一次家了。

母亲没有从三姐家搬四姐家，但却搬进了哥哥家；干的还是洗衣煮饭带孩子，依然还是个不要钱的老妈子。

哥哥参加过自愿军，读过政法大学，还入过共青团；所以敢自诩为“干革命死而后已”和母亲划清界限，带头把母亲“疏散”到乡下去。一度，我曾憎恨过我的胞兄，但如今尘归尘，土归土，他已经长眠在母亲的墓旁；往日的恩怨，早已随着殡仪馆那烟囱的青烟飘散。细想，我与他之间的芥蒂，该是起于那个物是人非的夜晚。

那是年的寒冬，是时我刚毕业，尚未分配工作，就由学校直接去了“四清”工作队。春节工作队放假，我从所在的生产队赶回家来和母亲团聚；邹了六十里山路，又乘了两个多小时的火车；到家已是夜半两点多钟，应该是大年三十的凌晨了。

那时，母亲住在下街；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向房管会租来的。上下两层街房，连阁楼一起算共有八间屋子，挤了起户人家。我家挤在当中，门对着过道；关了门，大白天也要点灯；三伏天，屋里也有股霉味儿。从年进城，到年离开到遵义求学；六年，因为母亲住在那里，那里就是我的家。每个寒暑假，都带着一份激动回家，和母亲团聚，而后又带着一份惆怅离开。年那个冬日的夜晚，我敲门，门里是个粗声粗气的男人的声音：“谁？是哪个？”吓了我一跳，不知道说什么好。门开了，开门的是个粗壮男人。隔壁的许嫂开门出来，告诉我，我才知道物是人非，母亲已经搬走了。母亲搬到哪里去了，许嫂也不知道。她叫我到她家烤烤火，等到天亮再去找母亲。我谢了她的好意，在屋檐下站了许久，才流泪离开那个曾经是我家的地方。以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地方，也不会再去了，因为母亲永远的离开了那里：新民街48号。

那个夜晚，毛毛雨，夹着片片飞雪；小街上静静的，就连有人说梦话的声音，在街上都听得见。我不知道该到哪里去寻找母亲，又无落脚的屋檐；一个人在黑夜里的小街上，冒着雨，像游魂野鬼似的徘徊到天亮。那份孤苦与凄凉，在我的心上，刻下了终身难愈的伤痕。天麻麻亮，我跑到城外的四姐家，才知道母亲搬到了营盘山，是被“疏散”到农村去的。“疏散城市人口”确呼是当时的政策。但是呢，知道如今无也没有弄明白：突然间，把城市里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连同他们的家人通通赶到农村，赶进深山老林，连铁路公路两侧十里内都不许居住，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城市太拥挤了？还是怕这些人会聚众闹事？制定这项政策是怎么想的？对于老百姓，大约是永远都难以想出一条能说服自己相信的理由来。

是年，母亲早已经过了六十岁。按政策规定，她已经不属于“疏散”的范围。

大年三十的早晨，七点多钟，天还蒙蒙的，没有大亮。四姐夫带路，我找到了母亲。

母亲租了农户的一间屋子。又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木屋，门就开在农户家的厨房里。我找到她的时候，她正弯着腰，坐在床前的小火炉边，愁眉紧锁，看着火炉上的小水壶发呆。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亮着，床上的被子叠得好好的；不知道是早就起来还是压根没睡？我好心酸，喊她，声音憋在喉头李发不出来。她抬起头看着我，那种眼神，虽说至今历历在目，但却至今也难分鉴；究竟是没有认出我呢，还是不相信我会去找她。她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眼里流出两行泪水，就又垂下头去看着火炉上的小水壶。

我哭，哭母亲的晚年的孤苦与凄凉。我不知道该怎样去安慰她！一个星期的春假，除了依她的吩咐，去给父亲上过一次坟外，每天都寸步不离的守着她，但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一句话：妈，等我分了工作，就好了。“四清”结束了，“大串联”又开始了。直到年的夏天我才终于离开了学校，终于回到了家乡，终于有了工作，但也终于绝望了！我被分到一个叫“花秋”的高寒山区当教师，离县城百多公里路，除了寒暑假回家和母亲团聚，大多数时间，母亲还是一个人在那间没有窗户的小木屋里，孤身独处。

到了年，也就是我24岁的时候，母亲突然萌发了要回娘家看看的念头，而且，很坚决。她说，她18岁嫁给我父亲，随我父亲回老家，快四十年了，还没有回娘家去过，今生今世她无论如何也要回去看看。母亲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沉沉；一种不祥的感觉，让我坐卧不安，但是呢，我还是和哥哥姐姐们按份子出钱出粮票，为她凑足了盘缠，由我护送她回去。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尚未成家，没有拖累。

母亲的娘家在毕节。但我从记事起，似乎从未和毕节的什么人有过来往，连书信往来都不曾有过。到了毕节之后，根据母亲的回忆，四处寻访打听，终于找到了我一个表兄，才知道母亲的娘家还有好多亲人，大都是她亲亲的侄儿侄女。

母亲在娘家住了十八天。母亲的一生，在有我之前的境象我不知道；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这十八天，母亲的脸才真正舒展开了。就连那深深的皱纹里，颤动的都是笑容。在侄儿侄女侄孙子们中间，她颇有点像荣国府里的老祖宗，被儿孙们捧着敬着。其时，母亲已是年近古稀，外公外婆自然是早都故去，就是舅舅舅母们，也大多过世。在老远的黔北有个亲亲的姑妈，表兄表姐们早就听老人说过，但素未谋面。母亲突然回去，这对他们是这样的意外？他们轮流设家宴请客，变着法让母亲开心愉快；连走路，也总不忘把母亲搀着扶着。母亲呢，也似乎暂时忘了深深折磨着她的贫穷和屈辱。真像荣归故里。终于伸直了腰做了一回人。我好感激我的表兄表姐们，他们的殷勤虽说是冬日黄昏的一抹阳光，毕竟是他们让母亲真真正正开开心心的过了十八天！而我们呢，我，哥哥和几个姐姐，都给了母亲什么？

原本说好在毕节一个星期，但表兄表姐们坚持让母亲多住些日子，母亲也留恋娘家，但我开学在即，且深知母亲身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只好一个人先行回家，到学校借了两个月的工资，给她汇去。大约在她离开后的一个星期，母亲也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个表妹。在母亲的哭诉的催促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个表妹成了我的妻子。至今，我也难以分断：究竟是因为我自己活得万念俱灰，还是为了顺从母亲的意愿，或许谦而有之，就这么草草成了家，了却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母亲从娘家回来，一下火车就被哥哥接进了城，住进了哥哥的家里。

当初，哥哥带头把本可以不“疏散”的母亲，也“疏散”到农村，是为了“追求进步”；如今又想方设法把母亲冲农村迁回城市。接到自己家里，同样也是为了“追求进步”！生活就是这么嘲弄人！

在母亲回娘家的十八天里，嫂嫂和哥哥离了婚，把个刚满周岁的小女孩留给哥哥走了。其时哥哥被县“革委”抽调到工作组，在一个边远的大山里“抓革命，促生产”。他不能回家照看孩子，也不能把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带到工作组去；进退无路，才想到他还有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一边是具体的困难，一边是“追求进步”的决心；报告交上去，领导特批；于是母亲又迁回了城里，搬进哥哥家，为哥哥带孩子，让哥哥无牵无挂地“追求进步”去了。

母亲带大了一个又一个外孙，这回终于带了自己的孙女。她似乎活得开心了些。因为她有了孙女还有了家。

啊！母亲！

我哭，哭母亲在父亲死去之后，能够艰难地活下来，为的就是这个家。她把她的血和泪都给了几个儿女。但她的儿女一个个地长大了，结了婚，有了他们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家，就一个个地离开了她。在哪个风雨频频的岁月，他们的生命，几乎为了他们的家和他们的儿女耗尽，还有多少留给他们的母亲？非要到他们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的时候，才会想起他们风烛残年的老母亲，才会回到母亲的身边来痛苦一场，从母亲那瘦弱的身上再索取一些温暖！而母亲，尽管眼泪婆娑地望着一个个长达成人的儿女离他而去，也曾一声声叹息，一回回心冷；但当离去的儿女一个个回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又一次次地向他们伸出手去，宽容地接纳了他们。拎着她那个小小的行李卷儿，从韵姐家，到三姐家，有到哥哥家；到哪家都是洗衣煮饭，带孩子！

兄弟姐妹中，我最小。我看着姐姐哥哥们一个个离开母亲，看着他们又一个个回到母亲的身边来哭泣求助。母亲在哪里，哪里就成了我的家。我跟着母亲，由韵姐家搬到三姐家，又由三姐家搬到哥哥家。我看着母亲是这样地咳着喘着，为姐姐哥哥们分担劳累和忧愁；看着母亲在劳累和忧愁中一天天瘦弱、苍老；心里说不出的苦涩，说不出的愤懑。我曾不止一次对苍天发誓：就是碎骨粉身，我也要拼出一片天地来。让母亲颐养天年！倘若命运不济天不怜我。就是耗尽最后一点力气也还一事无成，至少，我不能像姐姐哥哥们那样，让风烛残年的母亲，再为我分忧操劳！所以，婚后我让妻子留在母亲的身边，代替我想母亲尽孝。第二年妻子临产，我才把她从母亲身边，接到我任教的小乡场上，由我自己来照顾她分娩。没烧的，我自己到煤窑去背。没吃的，我自己开荒种地，养鸡养鸭。我不能承欢膝下，这已经愧对母亲，哪能再让母亲劳累忧苦。妻子为母亲生了个孙子，让母亲欢天喜地。她带着哥哥的女儿，风尘仆仆赶了百多里山路，来看她刚刚降临人世的孙子。那是个秋雨潇潇的傍晚，她前脚进门，我后脚到家。我从煤窑背煤回来，一头汗，一身雨，一脚黄泥。母亲忙忙地站起来，一手抱着孙子，一手递我毛巾，昏花的老眼蒙着一层轻泪，低低地说了句让我揪心也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话。她说：

“儿呀，妈老了，帮不了你了。”

啊！母亲！

那天，我哭了；为母亲，也为自己。母亲把她的光阴，她的心血和生的乐趣，伴着生命的进程一次次分给了她的儿女们，到只剩下一声叹息的时候，叹息的也是自己再也不能给予儿女一点什么而伤痛！我恨我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这样无能无力无出息！等到我自以为有能力有出息，能开着自己的轿车，带上自己的儿女，从几百里外去给母亲上坟的时候，母亲坟上的青草，已经经历了十多个寒暑！跪在母亲的坟前，我才突然感到：无论是因为自己活得万念俱灰，还是为了顺从母亲的心意，幸好草草结了婚！我总算让母亲在生前看到她的孙子，总算让母亲在生前了了一桩心事！否则，等到如今，就算我有孝心也有尽孝的能力，也无非是在她的坟前放上一束名贵的鲜花、多烧几堆纸钱，如此而已！

往事如烟，过去的岁月无论怎样不堪回首，也都永远过去了。如今，我自己都双鬓已染。我的孙女也能叫声爷爷了。但无法消散的那一缕情思，仍紧紧地牵着我的心神，让我难以释怀。也许，世间的女人，若依阶级斗争的理论划分，确乎可以分类出好几个成分。但深藏在每个女人体内的那一颗母亲的心，难道真的能分割出红与黑来？跪在母亲的坟前，追忆那些早已逝去的荒唐岁月，以及那些荒唐岁月里的荒唐往事，心里的歉疚依然。那时，我们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总支部书记把我们集中的学校的大教室里，一人一个信封一页纸，逼着大家给自己的母亲写封信，表示坚决和自己的母亲划清界限。而后，经他修改认可，由我们抄正，才由学校统一邮寄。这堂阶级斗争教育课，上得似乎别出心裁，但也也上的何其的冷酷！母亲从未提起过那封信的事，我也从来未对母亲解释说明过，但也从未忘怀过我在那页纸上都写了些什么。好在那荒唐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但母亲，也带着心上那深深的伤痕，永远的长眠在故乡那荒僻的小山岗了！

啊！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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