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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从这里开始

——白马寺的天空

徐兆寿/文

历史需要一个梦历史需要一个梦，来改变中国的心性。那时，在地球另一边的罗马帝国，一个30多岁的瘦瘦的青年，自称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此世是为了要与人类进行一个约定，用他的血清洗人类的罪恶，用他的死来为人类赎罪，以此劝导人类转离诸恶，一心向善，用爱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他被自己的门徒出卖，钉死在十字架上。据说三天后他复活了，以种种神迹来告诉人们他是上帝的儿子。他的门徒保罗等不惧牺牲，继续传教，又遭到罗马帝国大规模的迫害。

这个人尽管死了，但他的宗教在年之后终于在罗马获得认可，并成为西方世界的精神家园。他为那个以世俗性为特征的古希腊文明编织了一个来自天国的梦。诗人荷马所颂扬的诸神似乎都带着强烈的世俗精神，而在诸神之上，命运并未写下永恒的诗篇。伟大的神王宙斯一直在等待普罗米修斯预言的一场新的命运。苏格拉底对此充满了疑问，他自称听到了新神的声音。他到处发问，以此来破除那些束缚人类灵魂的教条，而发现人类心中存在的善与爱。他似乎是要摒弃神族的世俗性，而创立一种形而上的信念。他被处死在广场上。他因此成了古希腊第一位圣人。

年之后，他所开启的理性之路随着他的鲜血在希腊、罗马以及亚历山大所征服过的地方弥漫，但是，这场被称为古希腊哲学的运动始终缺乏一个不朽的神王。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完成了灵魂的塑造和神性观念的提升，他的徒孙亚里士多德则完成了有关灵魂与各种观念的知识。但就是缺乏一个人格化的能够主宰人类命运并能扬善罚恶的永恒的神。那不是宙斯，也自然不是苏格拉底。那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年之后仍然寻找的伟大存在。

正好那个青年创造了上帝——没有他，上帝就不能以那样的形象来到世间，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没有他，上帝就不能从犹太教的崇拜中获得伟大的新生。几股思想的力量终于在公元前后相遇了。但是，要让自大的罗马人承认上帝是唯一、永恒的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就像犹太人在埃及的命运一样，这些自称是上帝的羔羊们在罗马也遭遇了同样的压迫、屠杀。

那是公元1世纪60年代的西方。

那个时候，中国似乎也经历了与西方一样的命运。经过数百年的百家争鸣，儒家学说终于因为其仁爱进取的普世精神和教育的传承手段而获得政治上的胜利。在西方世界进入希腊化时期，恰是中国的儒家学说经历先秦时期的道家、墨家、法家和汉初黄老之术的诸多挑战，终在汉武帝时用董仲舒之大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般人都以为，董仲舒真的只尊儒家，而将其它各家消灭了。其实不然。儒家在孔子之时，提出仁爱思想，不语“乱力怪神”；在孟子时期，发展了义和天道学说，但仍然不语“乱力怪神”。孟子与旬子的论战将儒家学说通向人性深处，互相不能说服。学术似乎走到根本了，但终极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此外，儒家学说也没有形成自己系统性的纲领。在众多的争论中，墨家的兼爱思想与儒家相通，而墨家的鬼神思想与阴阳家、道家的一些观念恰恰是儒家不能深入到民间的一个短处。法家的治国之术也是儒家所缺少的。董仲舒正是吸取了以上诸家之长，并广纳其他百家之术，而将儒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就他的“天人感应”学说。他用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的学术假借到儒家的天道之上，赋予天以神性和人格的力量。天能够感知人世间的一切，天不再是无动于衷的空虚。天成了中国人的上帝。皇帝不再是自我命名的人间之王，而是天的儿子。从天地开始，再给人伦确定秩序，于是，三纲五常的伦理纲纪就此确立。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家庭，甚至具体到一个个人身上，它们都成为支撑天空、大厦和灵魂的柱子。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到了这个时候，中国才真正地确立了起来。所以，董仲舒对于中国儒家学术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学术发展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一个集大成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比子思、孟子等的作用要大得多。但历史没有给予他足够的地位，盖因其罢黜百家的原因吧。

然而，董仲舒的“天”仍然是模糊的，对于人类来说，他还缺乏具体的形象和人格化的一些内容。人们总觉得，天有人的样子就好了。那样的天就能与人息息相通了。人们不需要一个只讲三纳五常却没有人性的天。这与陀斯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探讨的多么想象啊！

如此便走过了多年。那中间经历了王莽篡位。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的观念来看，那位争议颇多、被很多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社会改革家”，并被胡适认为他是“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的王莽，恰恰成了非“天子”学说的一个例子。代替他的是以儒家学说为根本的天子刘秀。他既是汉室血统，又以兴汉为己任，还大兴儒风。他自然成了真正的天子。但无论如何讲，这个天子仍然有人为的道理，三纲五常也无法取得根本的信仰。董仲舒所确立的这套理论还不能真正深入人心。

在一个重视祭祀、巫术，同时又信鬼神的时代，什么才能真正深入人心，并使这套理论拥有无上的权威呢？《周易·观·彖》云：“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答案是清楚的。但如何做到呢？

那个时候，中国自身的文化资源已经被董仲舒用尽了。只好借助于外部的力量了。但外部的力量在哪里呢？

正好在那个时候，汉室皇帝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金人，身体很大，身形很大，且头顶有光明，绕着大殿。第二天早朝时，他问大臣们这是一个什么梦。有博士傅毅上前说，这是西方之神，名曰佛。汉明帝于是便派使臣蔡愔、秦景十二人前往西域迎接这位大神。

晋袁宏《后汉纪》中这样记录这个梦：“初，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问其道术，而图其形像焉。”

就是这个梦，连同了中国与西域的进一步往来，这一次要比之前的政治、经济上的往来与军事上的杀伐要深刻得多。这是精神上的往来。那个时候自称为“中国”的汉朝帝国，虽然也知道在西域及东海之外有些小国家，但要么是牛头马面，要么就是人首蛇身。他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大海的另一面，有一个同样强大的罗马帝国正在到处抓捕上帝的使者，他们也不知道在西域高原的另一侧有一个非常强盛的印度王国正在把他们的佛教传向世界各地。

佛陀灭度后的几百年，是佛教的学术走向成熟的时期。当亚历山大的大军进入印度之时，孔雀王朝的第一代君王旃陀罗笈多因势而起，他赶走马其顿军队，自立为王。希腊化运动未能在印度流入。当旃陀罗笈多的孙子无忧王即位后，他不仅统一了印度，将佛教立为国教，而且派王子、公主到世界各地去传教，使佛教真正地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到公元前后，整个世界基本是三足鼎立。希腊、埃及、北非及中亚的一部化地区由罗马帝国统治，希腊化运动已经历几百年，正好遭遇基督教的兴起。中国则经历了战国时期而重新获得统一，并凿开西域及丝绸之路，儒家学说集成各家之长成为中国的正统，正在向外传播。印度则自成一体，正将佛教传向世界。这三个帝国此时并不清楚另外两方的实力，但已经彼此有一些传闻和接触。世界的风云似乎在这时应该有一些交集。马其顿的军队到达印度时，他们以为到了中国，但不久就被印度人赶走了。中国虽然无法猜想罗马帝国的强大，但以“大秦”来命名罗马足见其在汉朝的影响。有学者从文献中考评得出，在公元前二年时，有西域来的使者曾向中国的学者传授过佛经。

但史料确凿记载的只有一个梦。从梦出发，汉朝的使者们终于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他们遇上了从佛陀之地传法的印度高僧迦什摩腾和竺法兰。犹如亲人在黑夜里相遇，他们立刻觉得这就是佛陀的安排。于是，蔡愔、秦景停止了西去的脚步，而迦什摩腾和竺法兰则应佛的启示欲踏上中土之地。他们的愿望达成了一致。3年后，他们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千山万水来到京城洛阳。

从佛教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佛法之缘。最大的缘人当然是汉明帝。汉明帝对两个僧人礼遇有加，让他们先住在当时的外交部，即鸿胪寺。后来，专门在鸿胪寺附近仿天竺式样为两位高僧修建住处，存放佛经，讲经论道，并纪念驼经来的白马，便将那住处命名为白马寺。从此，寺院也就成了佛教修行说法的地方，而白马寺也便成为中国第一个官办寺院。

至此，中国开始了儒家学说向宗教学习的一步。

开放的视野

应当有一支颂歌从历史中站起，并兀立于中国思想学术的码头。

应该有更多关于他的记忆。

但他的几位先祖太伟大了——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以至于遮蔽了这位了不起的伟人。他被淹没在以军事和政治为主的历史泡沫中。他的了不起，不是他治世的清明，也不是他再次远征匈奴，而是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伟大。他为中国的思想学术引进了佛教。

中国的学术史在诸子百家时期可谓英雄倍出，而到了西汉时期，便成了一儒独大。东汉建立，仍然延续儒家治国的思想。可是，汉明帝刘庄对佛教的引入一则改变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二则使中国的学术向宗教方向发展。近现代以来，人学思想的突起，掀起了对神学思想的反抗，但是，从历史上来看，神学思想的发展是古代人类社会的必然结果。犹太教的一个故事足以说明它的重要性。当摩西带领犹太人往圣地行进时，他们来到了西奈山下的旷野。此时，摩西要与上帝进行一次会晤，那也就是上帝与人类的第一次约定，即摩西十戒的产生。当摩西离开众人去上西奈山上时，山下的人们在旷日持久的等待中终于不耐烦了。他们开始信仰起自己古老的宗教。他们重新用首饰等铸造了金牛的图腾，用舞蹈来信仰、崇拜它。人们的思想纷乱了。当摩西从山下回来看到此情此景时，大怒，便立下十戒，杀了几千人。摩西十戒的第一条便是：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它的意义与价值恰恰就在于对多神教的统一，一神教在那时诞生。希腊的文化是诸神共同铸造的文化，因此，当罗马文化发展到后期在遇到基督教文化时，便被一神教所征服了。从意愿上来讲，罗马文化也需要一神教来为乱象丛生、欲望崇拜的自身进行一次清理。

也是同样的道理，中国文化发展到汉武帝时期，便需要一个综合。新的儒家便产生了。但是，与罗马不同的是，罗马将外来的基督教、犹太教视为仇敌，给予其严厉打击，采取了驱逐的措施。而汉明帝采取了向外开放，积极寻找精神资源的政策。此种广阔胸襟在历史上是第一人。没有他，便没有中国学术的进一步发展。

他的胸怀，绝不比汉武帝和唐太宗逊色多少。在他之前，只有“黄帝问道”和秦始皇派人到东海求仙的故事。但都没有什么结果。他的重要性和可贵性在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之后，以一个梦的方式将新的一家学术引了起来，且是西域的一家。那个时候的中国何其自大。西方有神的说法从《山海经》起，从周穆王起，从丝绸之路起，但都不过是比狄戎好不到哪里的蛮夷之族耳。神鬼之地，大概如此。中国要向这个地方学习，要向一个比自己还要弱小、蛮荒的地方引进学术思想，得是怎样的胸怀？怎样的胆识？

在他之后，唐太宗，这个世界的天可汗又一次怀着汉明帝一样的胸襟，派玄奘去西方取经。世界上几乎再没有这样的胸襟。她似乎要将整个世界的思想都汇聚于天朝。今天的美国也绝没有。唐太宗之后，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向聚合的道路。近现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已经是迫不得已了。垂老的中国被自己发明的火药打得千疮百孔。即使那样，中国似乎仍然拥有汉明帝和唐太宗时期的基因，所以，“五四”又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景象。向西方学习仍然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唯一路径。

西方，古代中国人认为地势最高的地方，有神人存在。所以，古代中国便不断地向西方去取经。从汉明帝到唐太宗并一直到北宋，这条路径没有断过。

而东方，是中国人认为仙人存在的地方。秦始皇求仙的东海，李白梦中的天姥山则是世界的另一边缘。从宋代开始，当西方的道路被阻断之后，中国人又开始向海上开放、寻求新的精神资源。谁也没有想到，最终，中国人仍然到达了西方。

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中国的农耕文化从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它不需要向外侵略，也不需要向外寻求帮助，因此，我们总是把中国的文化定义为保守的、封闭的文化。事实上，中国的思想学术是世界世界上最开放、最愿意向外学习的文化。也因此，它才拥有合和的胸襟。也因此，它才始终没有从历史上消失。

白马寺的意义

那匹白马自然也是有缘者了。它驼来佛经，功莫大焉。于是，专门以它为名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它也有了与佛一样的待遇，塑像。供人瞻仰。一千多年之后，它再次复活于吴承恩的《西游记》中。它今天仍然活着。

与它一起来到中国的两位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也是有缘者。他们成了中国佛教最早的传教者。据说，他们带来的梵本经典，有六十万字左右。有生之年，他们共同翻译了《法海藏经》、《佛本行经》、《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说四十二章经》等，合计一十三卷。第一部翻译的经典，就是《佛说四十二章经》。到现在，保存下来的也只有这部《佛说四十二章经》。

《佛说四十二章经》第四章《善恶并明》章云：

佛言：众生以十事为善，亦以十事为恶。何等为十？身三、口四、意三。身三者：杀、盗、淫。口四者：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意三者：嫉、恚、痴。如是十事，不顺圣道，名十恶行。是恶若止，名十善行耳。

假如我们把《论语》、《中庸》、《大学》、《礼记》等经典中的章节与此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很多相同又不同的地方。《礼记·礼运》篇除了对对大同世界的想象，还有对一些伦理的简单确立：

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显然，在孔子之时，主要是对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进行了大致梳理，而到了孟子与旬子时，便对人性善恶进行了争论，这是儒家学术史上的一次飞跃。因为争论，一些细节开始确立。到了董仲舒时，儒家对伦理的确定就上升到国家纲纪，也就是三纲五常基本伦理的确定。但是，我们仍然发现，儒家没有像佛教详细地历数人的善恶，对人的日常生活还缺乏详尽的确立，自然也没有讲如果做了恶事会如何处罚。

佛教也对人性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但佛陀对这些讲得更清楚。比如，上面所讲的“两舌”，是犯了“无间罪”，死后，舌头要把它拔起来，堕到“拔舌地狱”。连舌头都有专门的地狱等候。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对生活的指导意义更细致，也更有威严，因为人一旦有罪就要在地狱里受罪。佛教走得更远一些。

再比如，佛教对妻、子的认识与儒家的大不同。孔子讲礼与仁，又以中庸之道以一贯之，所以，在很多地方，讲求适可而止，而不绝对。在面对人的性与欲时，孔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门徒告子也曰：食色，性也。孔子对人性是很尊重的，所以，多年后，西方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孔子、耶稣、苏格拉底、佛陀定义为人类思想范式的创建者，而将孔子定义为人性道德、思想范式的创造式。在轴心时期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一个人不靠神，只靠自己对人性、天地万物的观察与思考而得出关于人类如何生存和相爱的一套哲学。儒家对治家非常重视，将家与国在一定意义上并列，并有三纲五常护持，后来还诞生了一系列家规、家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佛教是反抗这些的。《佛说四十二章经》第二十三章《妻子甚狱》章云：

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狱。牢狱有散释之期，妻子无远离之念。情爱于色，岂惮驱驰！虽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门，出尘罗汉。

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又云：

佛言：爱欲莫甚于色。色之为欲，其大无外，赖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无能为道者矣。

佛言：爱欲于人，犹如执炬逆风而行，必有烧手之患。在这里，佛教成了儒家的对立面。在学理的层面上，儒家对人性和现世人生是持乐观态度的，既尊重人性有不足的一面，也顺应人性有好的一面，但它强调有个度不能过，这就是中庸之道。但何为中庸？孔子说，刀山可以赴，火海可以下，中庸之道难以达也。就是说这个度很难去把握。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中强调既要合乎情，又要合乎理，便是这个把握。众人都认为好了，连鬼神也安宁了，那就是达到中庸了。至于法，也是由中庸之道来调节。这与佛教和基督教详细的规定有所不同。佛教的十善、十恶带有绝对性。这在基督教中也有相同的论述。比如，电影《七宗罪》中形象地讲述了天主教规定的七宗罪：饕餮、贪婪、懒惰、淫欲、嫉妒、暴怒、傲慢。再比如，《摩西十戒》既是犹太教的教义，也是基督教的教义。

人类社会在公元前0年之内是极度黑暗的，但也是人类文化草创的黄金阶段。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积累了生活的诸种经验。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前这段时期定义为人类的轴心时期，意思是在这段时间里，人类古代的几大文明同时出现，并且创立了各自地域所依赖的学说。时至今日，这些学说仍然发挥着基本的作用。事实上，应该将其时间再推后两三百年。因为在公元前后的一两个世纪里，欧洲文明发生了真正深刻的变化，在希腊化的基础上与基督教结合，印度文明中的佛教也趋于完善，中华文明中的三股力量（儒释道）开始融合并确立了以儒家为主流的学说体系。也是在这个阶段，所谓的几大帝国才正式从文化上得以确立，而且文化共同趋于宗教的完善阶段。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佛教的进入中国，可以说为儒家、道家还没有深入的日常生活、人性的深层次进行了一次全新的阐释。这也许是民间所需要的信仰。佛教对儒家的革命还有政治上的。当儒家成为皇帝、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工具后，底层民众便只有通过这样一条通道才能成功。佛家则反对一切不平等，提倡有情众生皆平等。这也许是佛教首先在民间兴盛的原因。唐朝的韩愈在反对佛教时曾言：“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佛教与儒家的不同以及当时儒家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对佛教的反对。

最后，儒家在孔子时期就重视祭祀，但孔子又不语乱力怪神，这就为人类的终极问题留下了巨大的疑惑。祭祀谁呢？人死后还有灵魂吗？现世的善恶有回应吗？这正是董仲舒要解决的大问题，但是，他似乎并没有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佛教却解决了。佛教毫无疑问地肯定人是有灵魂的，灵魂是要轮回的，善恶是有报恩的。于是，中国人学术中的一些终极价值问题就这样在佛教这里得到阐释。佛教在中国便渐渐立足。

这就是白马寺在中国学术史上最重要的意义。

白马寺的天空

历史的幽冥之处，往往因为两个漏洞无法说清：一个是大的，整个民族思想学说上的转折；另一个则是小的，某个个体的生命体验，甚或是其个性的张显而导致历史的变化。

白马寺的建立，便是一也。历史上很多学者都不大愿意说出儒家学说的不足，所以，对于汉明帝的做法也没有一个学术上的正当理由，仅仅将其当作一个皇帝的梦，一个手握大权的皇帝不理性的一个举止。这难道是真正的理由吗？中国人总是说，水到渠成。佛家说，机缘成熟。说的都是一个意思。所以说，白马寺的建立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

但也正是它的建立，刺激了中国的学术界。首先是儒家对自身的修正。儒家被称为儒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事。汉代末年，儒者蔡邕正式使用作为名词的儒教：“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蔡中郎集》卷五《司空杨公碑》）魏晋之时，“儒教”一词流行起来。隋唐以后，就真正成了国家的宗教。王维在《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诗中道：“王礼尊儒教，天兵小战功。”佛教对儒家的影响主要在于各种体系的建设。如礼制到隋唐时更加完备，祭祀也从祭祖到祭“昊天上帝”，同时，唐代每个县都建有孔庙祭祀孔子，历代王朝都有对孔子的加封，至清代，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同等级别的“大祀”。再比如对经典的重视，有“六经”之说，有“四书五经”之说，也有“十三经”之说，这也便是“神道设教”的具体体现。这都是受到佛教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到了北宋时期的理学，才完成了如同佛教一样的日常伦理教育体系。如对善恶的论述，对各种礼教的确立。

其次是直接催生了本士道教的创立。中国的文化自古以来都是巫史共存。就拿《易经》来讲，从《周易》始，不但易理得到儒家的阐释，成为儒家经典之首，而且其象、数也被儒家继承下来。南怀瑾在《易经杂说》中讲道，孔子时，其学生商瞿四十岁时还没有儿子，商瞿母亲便去问孔子，孔子掐指算了一下，说商瞿以后会有三个儿子，果然如此。所以，人们认为，孔子传《易经》给学生商瞿。商瞿传下来的主要是象和数。孔子的学生子夏后来也讲《易经》，有学生问他，明天下雨吗？子夏说，不下，结果下了雨。子夏传下来的是易理。从那时起，《周易》就分野了。历史也从那时起，分为两种传统，一种是所谓的正统历史，即由各王朝记载的正史，容易被人相信；另一种则是民间相传的野史，野史是有巫的部分，自然也有象和数的部分，所以就有很多地方存在争议，不容易让人相信，但冥冥又觉得不可全不信。把这些都加起来，就是真正的历史。历史其实一直都没死，还活在那儿，只是等待我们去发现，重新去解释。后来，易理的部分被儒家继承了下来，朱熹注《周易》，讲的只是理，并不讲象与数，所以南怀瑾认为，朱熹没有继承《周易》的另外一部分。象与数的部分被道教继承了，再与之前的巫结合起来，并吸引墨家的鬼神崇拜，在佛教到来后，便应运而成长为道教。所以，道教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帝问道之时，其实也可以追溯到中国最古老的巫术崇拜那里。但这是佛教的对照才促使其完成自身的血脉。然后，在佛教的对照中，道教很快就创造了自己的神学体系。到了宋明理学之时，三教合一，彼此认可，神佛也可以坐在一起论道了。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汉时道教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在外来佛教文化面前的一种文化自醒。后来的《老子化胡经》虽然有些杜撰的滑稽，但也显示了中国文化不愿落后于印度文化的一种自大心理。之所以说自大，是因为自信得过头了。佛道两家在历史上的种种恩怨，也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微妙心理而造成的。然而，中国有一种精神是了不起的，那就是对外来文化的宽容接纳。儒家始终是正统，但这并不影响道家的存在，更不影响外来宗教佛教的传道，所以，佛教虽产生于印度，却在中国昌盛。这种文化心理在其它地区很难找到，只有古罗马还有那么一点胸怀。但古罗马文化在接受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后，其自身的文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当然，它本身也没有多少可以骄傲的文化可言。它成了外来文化的殖民地。

最后，则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心理相适应，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关于这一点，白马寺的功劳是巨大的。

白马寺的第一代主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翻译的《佛说四十二章经》当时在中土并没有多大的影响。这些胡人在中国有一个被接受的过程。但一晃很多年就过去了，他们似乎也没做多少事就埋骨于白马寺。佛经在寂寞地等待有缘者的手将其翻开。那匹白马也一直在向西张望。八十年很快过去。白马寺的院落里落叶飘飞，时间堆积成尘埃。这个佛教向中土传教的码头有些破旧了。忽然的一天，有一个叫安世高的人推开了白马寺的大门，将这个码头上的灯火又一次点亮了。

这已经到了汉朝的末端，桓帝之时。安世高是安息王嫡后之子，“捐王位之荣，安贫东道……宣敷三宝，光于京师。”可见，那时佛教在安息多么发达。据说，这位王子通晓“外国典籍及七曜五行、医方医术”。历史需要传奇，因为只有传奇才是最好的传播方式。佛祖何以立教？不仅是有非凡的见识，更有其种种传奇的经历。佛教在中国民间的传播首先是佛陀的种种圣行经变故事。那么，佛的使者呢？他应当也有种种非凡的能力。安世高便具有这样的能力。从公元年至年的二十多年内，他不但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百六十品经》等95部，共卷，比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的功德还要高，而且他用自己的奇异之术证明了佛法的高超。他为中土人士宣扬坐禅法，以此来引导人们进入佛教的世界。安世高的来临吸引了很多人，他还登坛讲法，将这个传教的码头变成了一座圣地。它在不断地崛起，升高。很快，中土信佛人士一眼就看见了它，而西域那些有志传教的僧人也能了望到它的圣火。

又一天，又一个西域僧人推开了白马寺的大门。据说这个人博学渊妙，才思精微，被人们称为“月氏菩萨”。他他就是月氏人支娄迦谶。可喜的是，这个菩萨懂汉语。更可喜的是，他把大乘佛教带到了中原。迦叶摩腾、竺法兰、安世高翻译的佛经都是小乘佛经，是关于个人修行的佛法，而支娄迦谶的大乘佛教则是关于普渡众生的佛法。

简单来看，小乘佛教与中国的道教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它们都是关于出世的哲学和信仰。即将个体生命的觉悟及修炼作为第一要务，把证得“阿罗汉”果作为修行的最高目标，并且信仰有最高的神。道教是太上老君，而小乘佛教则是释迦弁尼。但大乘佛教超越了这一切，它有积极入世的特点。它讲求自度度人，以“普渡众生”和成佛作为最高目标，这与中国的儒家和墨家有共同的理想。它还强调，在三世十方有无数的佛，释迦弁尼只是一个有觉悟的佛，在他之前、在他之后都有与他一样的佛存在，所以，便有人人都可成佛的道理。这也与儒家人人都可成为圣人的观点一致。由于这样的观念，所以，大乘佛教就有了各种各样怀着宏大愿望的菩萨。如地藏菩萨发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愿，观世音菩萨发下“解脱一切众生之苦”的宏愿。这些菩萨对人世间都怀着巨大的同情心、爱心和怜悯性，与儒家的圣人有共同的情怀。

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便产生了。为什么先前三位高僧不直接传授两种佛法呢？一是小乘佛教产生早，迦叶摩腾、竺法兰以及安世高所习的都是在孔雀王朝时所讲的佛法，他们并没有接受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是大约在公元1世纪左右，印度佛教内形成的一种具有新的思想学说和教义教规，即对小乘佛教的革新和发展。可以说，支娄迦谶在中国传授大乘佛教使中国拥有了最新的学术成果。二是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各有主张，目前两种派别仍然存在。

大乘佛教的产生，使佛教拥有了再生的力量和空间，也使佛教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有意味的是，在此前后，从犹太教中诞生的基督教也是对犹太教的一次全新的革命。犹太教只爱护犹太人，而基督教则要爱整个人类。由是，佛教和基督教便成为公元前后那个正在扩张的人类世界最成功的宗教。

所以，对于以儒家为主的汉室天下来讲，大乘佛教的来临无疑更为妥帖。儒家的仁爱思想和积极入世的态度与大乘佛教不谋而合。这也许是大乘佛教后来在中国普遍流行的主要原因。

所以“月氏菩萨”支娄迦谶的来临，使佛教在中国拥有了新的天空。白马寺的天空也变大了。当时的东都洛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西域诸国的商人、僧人都有到洛阳来传教的理想。于是，印度的竺佛朔、安息的安玄、月氏的支曜、康居的康孟祥等都不约而同地来了这里，使这里一时之间成为东都洛阳最奇特的地方。

灵魂的依怙

在儒家学说中，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回答，即人死后到底去了哪里？人在现世的种种行为，无论善与恶都会有价值的回报吗？

翻开《论语》，我们看到孔子对祭祀非常重视，把孝道提得很高。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死生有命”，但“未知生，焉知死”？还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当他站在黄河边上，看见滚滚之流叹道，“逝者如斯夫！”《史记》中记载，当他突然感到自己要死亡之时，发出悲鸣的呼号，“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礼记》中又载：孔子临死之前感叹：“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谁能宗予，予殆将死也。”说完，他就闭上了眼睛。

先秦道家似乎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老子说，有生于无。庄子说，人生于道，死的时候又回到道。但道是什么呢？庄子说，他怎么能知道呢？又说，也许一万千之后有一个聪明人能回答这个问题。有时候，庄子又说有些方式接近于道，如荒野之大树，江湖之瓢。

世俗之大众如何能接受这些终极回答呢？显然有大问题。就在这个时候，佛教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在迦叶摩腾、竺法兰的时代，历史记载，只有楚王刘英信佛，其他皇室子孙及知识分子还没有。到了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的时代，已经有好些汉人开始追随于他们翻译经典，如受教于安世高的严佛调，洛阳人孟福、张莲等十多人。到了西晋之时，已经普及到老百姓了。但是，对于佛教来讲，一个最大的问题便是：只有真正遵守佛教戒律，才算是入了佛家之门。那么，中国人是如何跨过这一关的呢？

第一个剃度为僧的中国人，叫朱世行。在前面第一章中已经讲过。给朱士行施戒的是昙河迦罗。这位印度来的高僧，在白马寺开创了佛教在中国的新篇章。他把佛教的戒律翻译到了中国。戒律之于佛教，就像肉体之于灵魂。佛教有戒、定、慧三学，戒为其首。有戒方有定，有定方有慧。据说，他出生于大富人家，青年时期表现出智慧过人，“读书一览，皆文义通畅”。但是，有一天，当他看到一本佛经时，竟然不能懂，于是便去请教，结果就信了佛。那一年，他二十五岁，信了，便出了家。之后，来到中国传法。所以，在他看来，戒律是第一位的。他来到白马寺，为中国翻译了第一部佛教律典《僧祗戒心》，也是第一个为华人授戒的印度僧人。而这第一个人，便是他在白马寺收的徒弟朱士行。

从各种史料来看，朱士行在少年时出的家。没有家室。但为何出家？没有地方记载。从其师傅昙河迦罗的出家来看，大概也很简单。就是真信了，也有“远志”，便出了家。世界上除了那些一生下来就处在宗教区域的人们毫无条件地信了该地宗教的人们外，其他人要信仰宗教是非常艰难的。除了从理论上证实之外，一般都有个体难以解说的经验。朱士行的出家也许两者都有。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再去探知他当时的心路历程，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他是真的信仰佛教。于是，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剃度为僧的沙门。

出家，意味着对世俗人生的一切烦恼抛之脑后，置之度外。世俗世界的名利场、情爱仇恨、华服美食，他都超越了。其灵魂飘飞于众人之上。这对朱士行来讲，定是奇妙的感受。一切都寂静下来。他唯一要做也是立志要做的是，便是信仰佛教，传播佛法。于是，他做了两件不可思议的大事。一是开坛讲法。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人弘扬佛法的人。但是，在他宣讲佛法之时，发现了译经中最大的问题，即翻译带来的断章取义，还有最早的翻译者用道家的理论和词汇来翻译佛经，总之，佛理不通。他从师傅那里知道在西域有第一手的佛经。于是，他做了第二件事。西行求经。他从洛阳出发，经雍州，涉流沙，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西域的于阗，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在那里，他看到了真正的大乘经典，派人送到了洛阳，而他当时知道自己大限已至，索性不再回国，便埋骨于他乡。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经的人。

朱士行的意义还在于，从他开始，中国的僧人不再由皇帝派出，而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和传播佛法，自愿走上西行取经求法的道路。从他之后，西行者的身影便不断地闪现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法显成为历史记住的第二个西行求法者。从昙河迦罗、朱士行，再到法显，中国的佛教才完成对戒律的学习。

在白马寺之后，洛阳成为当时中原佛教传播的中心。白马寺建成三年后，在离洛阳东南约65公里的嵩山玉柱峰下，建成了大法王寺。在此前后，在山西五台山台怀镇北侧建成显通寺（原名大孚灵鹫寺）。到了晋代，洛阳有佛寺四十二所。而到了北魏太和年间，洛阳的佛教活动呈现空前兴盛的书面。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当时洛阳佛寺竟达所，“寺夺民居三分之一”。北魏末年，江北地区已有佛寺达3万余所。

从朱士行开始，真正的信仰也便从那时开始。到了西晋时，剃度为僧者达到多人，北魏末年时达万人。而接受了佛法教育的民众与知识分子就无法估量了。真信了，便剃度为僧，而那些半信半疑的人们呢？在他们的生命中，佛法已经种下了。那么，对于那些已经信仰，但又因为种种现世的孽缘或其它缘不能出家的人呢？这就是居士产生的原因。

就这样，佛法以白马寺为中心的诸多寺院中落地生根，它开始真正地影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然而，寻求佛法必须要出家吗？这是那个时候世俗中人在信仰面前最大的疑问。直到今天，它仍然在问。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如何在更为广大的民众中传教的做法。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出生后有一个受洗的过程。这是无法选择的，是专制的。但是，佛教是自愿的，愿意出家的称为僧人，与基督教和伊斯兰中的神职人员一样，但不愿意出家而又信仰佛法的人称为居士。这是佛教的开明之处。这样就慢慢产生了一个问题：怎样做才算是真正的开悟呢？

这是中国佛教发展到魏晋时期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学术问题。

在朱士行出家多年后的一天，从北印度来了一位僧人，名佛陀扇多，受到了魏孝文帝的推崇。孝文帝特为他在嵩山创立少林寺。而他在公元年至年，先后在白马寺和邺教金华寺翻译了11部佛经。与此同时，另一身怀大法与绝技的印度僧人，凭一叶扁舟来到中国。他先去了南京，见到了梁武帝。

武帝问达摩：“朕继位以来，营造佛寺，译写经书，度人出家不知多少，有什么功德?”达摩说：“并没有功德。”武帝问：“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说：“这些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然有，却不是实有。”武帝说：“怎样才是真功德呢?”达摩说：“清净、睿智、圆妙，体自空寂。这样的功德，不是在尘世上追求的。”武帝又问：“什么是圣谛第一义？”达摩说：“空寂无圣。”武帝又问：“回答朕的问话的人是谁？”达摩说：“不知道。”武帝没有领悟。于是，达摩来到了洛阳。

达摩来到洛阳，参观所洛阳的各大寺院，自然白马寺不会错过。他对洛阳的佛寺宝塔极为赞赏，感叹“极佛境界，亦未有此!”，因而“口唱南无，合掌连日”。他最终选择了嵩山少林寺，在那里面壁九年，并收弟子慧可，禅宗从此确立。

禅宗的确立，使佛教与中国儒道真正地融合，也使擅长玄谈中国知识分子意会，在内心深处接受了佛教。佛教由此在中国学术界得到真正的认可。

一个假说

今天，宗教似乎已到学术的边缘。科学、哲学、历史、艺术以及后来诞生的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等成了真正的学术核心。但在古代人类的学术史上，宗教是核心学术之一。它回答着人类的终极追问。它的使命和价值在于，在法律和社会制度尚不健全的时候，它代表公共道德、信仰价值，它还指导人类的具体生活，成为人类灵魂的依怙。

今天，人类靠科学发明、创造财富，靠哲学、艺术以及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娱乐自己的灵魂。用西方一些哲学家的话说，人类杀死了上帝，自己开始成为自己的上帝。宗教，便成为一部分人的信仰。在中国，尤其如此。它已经不能像在古代那样占居人类的精神空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显然，它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争论之一。

在儒家将《易经》作为首经之时，儒家的思想中已经有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孔子说：“易为天地准。”按南怀瑾先生的研究，《易经》是中国古人关于天体和大地的学说。它不仅诞生了儒道两家，还诞生了中医。可是，今天我们不懂了，使其流落于民间术士之手，将其当迷信学说。这也许需要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据说，孔子到了五十岁时才学《易经》，到他七十三岁去世时，他仍然在感叹，如果再给他几年，他就能将《易经》完全理解了。可见《易经》之难，非常人所能学。但孔子之后，能真正传承《易经》之玄学的没有几人，大部分都是解释其易理，到朱熹时更是如此，所以南怀瑾认为朱熹虽创了理学，但也基本丢了玄学，只得了孔子之学的一半。王阳明对此有疑问，终在龙场悟道，创立了心法。

让我们再回到佛教初建并发展的西汉及魏晋时期。那时，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了一派新的气象，要对过往一切学术进行一些新的解释。这场解释的结果又导致了一个新的学术现象，即清谈玄学之风。从历史的行间，我们能看到郭璞是当时继承《易经》最显的一个大师，据说，还是中国风水学的鼻祖。《晋书》记载，郭璞在国家大事中屡卜屡中，所以在当时为传奇人物。到了西晋末，他被镇东大将军王敦任为记室参军。年，王敦一心想谋反，就请郭璞占卜。郭璞便占了一卦，想以礼教来劝说王敦，并说卜辞不吉，谋反必败。王敦便问，那你能卜出自己的命运吗？郭璞说，当然知道，你要杀我。王敦说，既然知道，为何还要来？郭璞说，这是命数。那一年郭璞49岁，刚刚到孔子学易的年龄。

谈玄是魏晋之风。伴随玄学的便是佛教的深入。这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景观，中国文人之风骨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刻表现得淋漓尽致，风采无限。一部《三国演义》将魏晋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刻画得星光灿烂，激情四溢，又多姿多采，而一部《世说新语》又将魏晋名士风采跃然纸上，叫人拍案称绝。中国历史上，除了诸子百家时期外，魏晋时期便是中国最富美学意味的时期了。《三国演义》和《世说新语》基本都是描写儒家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和生活细节，那么，道家和佛家的存在又在哪里？

就在魏晋之风中。鲁迅把魏晋之风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这哪里能够？这只是竹林七贤、王谢诗文、名士之风、陶潜出世、二王书法的形容。他们仍然没有重视那个时代道家与佛家的行动，尤其是佛家。中国学术从汉开始进入尊孔之后，就进入一个“我注六经”的学术时代。像孔子一样的高峰不可能再有了。道家和佛家正好可以人才辈出。

读史可以看到，三国和两晋正面临战国时期的纷乱局面，皇室崩裂，诸侯争霸。它也正好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知识分子可以著书立说，开创新知。乱世给知识分子凭空强加了一种使命和强力，迫使他们走出书斋，直面乱世。这就是三国时期以曹操、诸葛亮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但是，乱世更替，命运无常，知识分子又不得不苟全性命，便致使他们以侠、邪、怪、傲等形态处世，以谈玄避世或喻世，这就有了《世说新语》中的名士之风和玄学之风。

然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是玄学影响了佛教的发展，还是佛教的引入刺激了中国本土儒道玄学的产生及发展？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因为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的变迁导致了玄学的产生，而玄学又正好可以解释佛教的义理，因此，佛教得到很好的传播。我们是否可以有另一种假说，即佛教的传播导致了魏晋玄学的产生，玄学与佛教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因为早在魏晋之前，佛教已经传入，到魏晋之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影响。

首先，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到东汉之时，需要回答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一些终极价值问题，佛教应运而至。但是，佛教的到来也刺激了道家，道教应运而生。道教产生于西汉末年。如果从这个事件来看，佛教对儒家的影响也是极大的。儒家知识分子是当时的士人阶层，佛教与道教还都是在民间传播，且那时佛教人士大都被认为是方术之士，与当时被边缘化的道家人士有些类同。然而，从汉明帝开始，历代一些皇帝和王侯都非常推崇佛教高僧。比如，早在汉明帝迎西域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时期，楚王刘英就好黄老，崇佛陀，说明在那个时期的楚国就已经有了佛教的传播。此后经年，不断有西域高僧东土传法，它必然会刺激当时的知识分子对佛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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